在人声鼎沸的重庆龙湖时代天街旁边，安静地卧着一座拥有60医院：重庆医院（重医附一院）。北面是号称“商业规模亚洲第一”的城市核心超级综合体，南面则是历经岁月沧桑而愈加焕发活力的区域医疗中心，二者交相辉映，让行人产生一种时空错觉——仿佛百步之间便走过了重庆数十载岁月流年。
踏入重医附一院大门那一刻，心可以瞬间沉静下来。蜿蜒的道路两旁种植着参天古木，医院大楼旁边散落着老旧的职工宿舍楼，医院的每一处景物仿佛都在诉说她悠久的历史，也在展现她愈加丰沛的青春活力。
年，多名上海医生溯江而上，西迁赴渝，在一片废墟之上创建了重医附一院；年，以王鸣岐教授为首的西迁老专家们创建了肺科（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填补了我国西部地区呼吸内科的空白。
从此，西迁精神薪火相传，几代呼吸人前仆后继，经过六十余载的厚积薄发，重医附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现已成为重庆排名第一、西南排名第二的呼吸学科，用强大的呼吸疾病诊疗照护能力护佑着一方水土。
《医师报》记者通过对重医附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王福荣教授、吴亚梅教授、郭述良教授、陈虹教授、刘煜亮副教授的专访，与读者分享重医附一院老中青三代呼吸人带领学科传承、发展、创新的故事。
创建我国西部首个呼吸内科专业
“年，我跟着老师王鸣岐教授离开上海，西迁至重庆，开始创建重医附一院。当年，我们刚到重庆就赶上灾荒，粮食不够吃，我们就吃树叶和馒头，喝青菜汤。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谁都没有怨言，始终用乐观医院建设中。”说起当年的艰苦，王福荣教授没有丝毫抱怨，反而更像是忆苦思甜。艰苦条件下创建重医附一院
20世纪50年代的重庆饱经战争洗礼，百废待兴，其中最紧迫的工作之一就是重建重庆的医疗卫生体系。在遥远的黄浦江畔，原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院（上医附院）发出号召，动员医务人员西迁，支援重庆的医疗卫生建设。
离开繁华的上海滩，远赴西南山城，生活条件更艰苦，工资还要打折扣……诸多困难横亘在西迁之路上。出于意料的是，上医附院的一批“中坚力量”挺身而出，主动响应西迁号召。王福荣回忆，“我们年轻医生刚开始还想‘讨价还价’，但看到老师们拖家带口来重庆，我们二话不说就跟着来了。”在老专家们的带领下，时年28岁的王福荣和多名上医附院的医生，携着家眷，带着图书，拿着医学材料，浩浩荡荡溯江而上，来到了山城重庆。
而现实远比他们想象的更艰难。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下船后，他们发现从码头到院址，连路都没有。好不容易爬过山路来到院址，却发现这里是郊区的一片田地，旁边甚至还有坟堆……但这并没有浇灭他们的热情，安顿好后，他们立即与当地政府沟通，着手盖楼建院，招收医学生，开展社会医疗工作。
上一医肺科全体欢送前往重医肺科履新同志：
王鸣岐、王宠林、王福荣、张治、钱志文、陈曼丽（年）
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不仅要下农村做医疗，还要种地劳动。当地农民穷得家里只有一张床，吃饭连盐都买不起。起初，他们十分不适应，吃饭时就偷偷在嘴里放一颗糖，否则连饭都咽不下去！但正是深入农村的曲折经历，使他们切身体会到农村医疗条件的落后，感受到农民对医疗服务的迫切需求，因此更坚定了扎根重庆的信念。
支持他们扎根重庆的除了坚强的信念还有对重庆这块土地的深厚的感情。原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留上海的医疗力量，原上海第一医学院的一批爱国师生就曾搬到重庆读书生活，因此对于部分上医附院的医生来说，重庆是他们熟悉的地方，也是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家园。
为学科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这一批上医附院的专家们带来了成熟的教学和临床工作模式，因此建院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年8月，重医附一院肺科（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创建，成为国内最早有独立建制的呼吸学科之一，首任科主任为全国著名呼吸病学专家王鸣岐教授，他也是王福荣教授的恩师。同年，全国著名结核病学专家王宠林教授创建学科的结核病学专业。
进入20世纪60年代，王鸣岐教授被调到重医院任副院长，王宠林教授担任科主任。这一时期，学科相继成立了呼吸系统教研组、肺功能实验室、肺科结核菌实验室等部门，并开展了硬质支气管镜等诊疗技术。
教研组成立初全体人员（年）
然而，这一切都被文革打断了。在动荡的十年，重医附一院的工作停摆，许多师生被迫离开。文革结束后，重医附一院又成了一片荒凉之地——曾经的师生还会回来再建重医附一院吗？
王福荣教授回忆，当时重医人四散在外，特别是对于从上海西迁来的那批人，完全可以借机返回上海，但许多人都自发回到了重医附一院。时任院长的钱悳说，“如果我不回来，怎么对得起当初和我一起来的那些人！”
20世纪70年代，重医附一院的建设终于重回正轨。王福荣升任肺科（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主任。在这一学科发展时期，呼吸人想方设法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医疗工作：买不起影像设医院借；没有呼吸机就用拉风箱似的“皮老虎”代替；人手不够就以病房为家，通宵达旦地加班工作，以至于流传了一段“推窗明天”的佳话……这期间，学科建立了肺科脱落细胞实验室、四川省卫生厅呼吸病研究室等。
在20世纪80年代，学科相继成为四川省医学会呼吸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单位、四川省医学会结核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单位。正是这些艰苦条件下的学科建设工作，为未来学科的厚积薄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年科室成为四川省医学会呼吸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单位
年，王福荣教授升任重医附一院院长，他将科主任的接力棒先后交给了王正中教授、吴亚梅教授，也将发展学科的使命压到了了王正中教授、吴亚梅教授肩上。
至今，吴亚梅教授仍铭记着50多年前老师王鸣岐教授的教导，“我一辈子都在做他所希望的好医生，至今我仍在做，直到哪天做不动了为止。”
别人能做的要做别人不能做的也要做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重医附一院呼吸科的呼吸危重症救治能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方面，科室开始探索各种危重症救治技术，年科室在西南地区最早开展支气管动脉栓塞治疗大咯血技术，年率先在重庆市建立呼吸危重症监护室（RICU）；另一方面，年非典、年人禽流感、年汶川地震、年甲流等一系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重医附一院呼吸科无一缺席。当时的呼吸团队意识到，只有提高呼吸危重症救治水平，才能真正保一方百姓平安。
引领西南进入支气管动脉介入治疗时代
20世纪80年代，重医附一院肺科（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病房有一台放射科淘汰的X光机。当患者需要做影像学检查时，医生们就在病房亲手为患者做X射线检查。当时的防护设备不是很完善，患者受多少射线辐射，医生就受多少辐射。但他们全然没考虑过自己的身体，一门心思研究如何尽快把患者的病治好。
科室合影（年）
别人能做的我们要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也要做——这是吴亚梅教授担任科主任时的理念，在临床诊治方面尤其如此。
很久以来，难治性大咯血困扰着许多临床医生。对于这类患者，药物治疗不见效，外科手术风险又很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了生命。吴亚梅教授在治疗中发现，大咯血患者在做支气管动脉造影时病变部位有染色（出血征象），这不仅让她联想到，如果做一个栓塞是否能在大咯血时把血止住？这一灵光乍现，让吴亚梅走上了研究支气管动脉栓塞技术之路。
起初，她选择用明胶海绵做栓塞，结果发现明胶海绵会被吸收，导致短期内疾病复发。后来，她将手术缝线剪成1.5厘米，再用空针将其吸到针乳头处，每次打15-20厘米——为保证每次都准确打入支气管动脉而不栓塞其他部位，这一操作需要在X射线的辅助下完成。
实践发现，支气管动脉栓塞的止血效果立竿见影，长期困扰临床的难治性大咯血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一时间，这枚小小的栓塞成为业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