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年版，经湛庐文化授权转载。
加拿大医学家奥斯勒在年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行医的金科玉律》时这么说：“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在这个使命当中，用心要如同用脑。”而他在此前10年出版的《医学原则与实务》，早已是风靡全世界的医学教科书。他说过许多和医生职业有关的妙句：
从每个病人身上，才可以看到医学的奇妙与特别，而不是从病人的表征上来寻求这些。
要从生命的诗句上来鼓舞我们每天例行的诊疗工作。
要从日常病房工作中接触的平凡人身上，感受他们的爱和喜悦，他们的忧伤与悲痛。
晚年的张孝骞支持协和医科大学新开的“医学概论”课程，亲自为那些刚进本科的学生讲课，其中就包括这个古老的命题：如何做一位好医生?
60年行医经验第一条：戒、慎、恐、惧
在今天，因为价值体系的边界日渐模糊，如何成为一位好医生这个问题，似乎需要分解成三个更具体的问题：如何做一位医生？如何做一位好医生？如何做一位医学家？但在老协和，其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何做个好医生。
如何做个好医生？张孝骞对这个问题的演绎是“戒、慎、恐、惧”。“如果说我行医60年，有什么经验可谈的话，这4个字大概可以算作第一条。对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能适用。”他对临床医学的定位是“服务医学”，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在张孝骞看来，为病人诊断和治疗就像公安人员破案一样。千万不能满足于一次诊断，更不能认为成竹在胸。他说：“在病人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小学生。这不是故作姿态的谦虚，而确实是经验之谈。不管我们如何想办法使自己的诊断符合疾病实际，都只能是在一定条件下，对某一阶段病情的认识。”
林巧稚，中国现代妇产科奠基人之一
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名医院求诊。病人入院时症状非常紧急，气喘、心痛、呼吸困难，很像心脏病。张孝骞给他诊断过，虽然觉得心脏病依据不足，可一时也下不了结论。后来，他病情稍有缓和，便要求出院。不久，他突然休克，抢救不及，去世了。做尸检，发现是肺动脉栓塞所致。这时，张孝骞才明白，发生栓塞的原因是由于他患有静脉炎。但当初问病史时没有问出来，也没有去翻他的老病历。“这个例子，我曾向许多人谈过。要求一个医生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能从错误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绝不能固执己见。既要勇于坚持真理，又要勇于修正错误。对自己已经做出的诊断结论，一定要用怀疑的眼光，多问几个为什么，并且随时准备在新的事实面前改变原来的结论。”
一个病人痰中带血，下肢浮肿入院，化验结果是，尿中有红细胞。主管医生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征。张孝骞参加了会诊，在对病人做了初步检查后，也同意这个诊断，并且拟定了治疗方案。张孝骞回到办公室却放心不下，唯恐诊断中会有疏漏。经过反复思考，第二天，他又到病房为病人做了一次检查，发现病人的腿部静脉有点异常。根据这个线索追踪下去，果然证明病人患的不是肺-肾出血综合征，而是移形性血栓静脉炎。这种静脉炎，造成了肺、肾等多种脏器损害，给人一种假象。“疾病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宇宙，情况是千变万化的。”
许多在协和以及从协和出去的人，听过张孝骞“向病人学习”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用张孝骞的话表述就是：“医学不像其他学科，可以通过定律进行推导，通过公式进行演算；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可以说，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研究课题，因此，在病人面前，我们永远要当小学生。”医学虽属于自然科学，但却带有社会科学的成分。构成疾病的因素十分复杂，因为人不只是生物的人，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经历、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素质。
张孝骞
届的协和毕业生诸福棠和届的吴瑞萍等一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年开医院，在年无偿交给政府后，医院并担任院长。
诸福棠
诸福棠说：你必须理解，我们学院的座右铭是科学济人道。我们的许多校友都极力不辜负这个座右铭。在一个人口达10亿的国家里，无论我们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这都是我们生活的信条：科学济人道。
届的协和毕业生、在协和工作多年的呼吸专家罗慰慈，在年的《协和青年》中写道：老协和人说“协和精神”，很简单，就是服务病人、奉献自己。年，妇产科专家杨秀玉所在的绒癌组有一位曹姓病人，呼吸没了，只有心跳，那个时候没有呼吸机，医生就用麻醉机代替呼吸机，医生得不停地捏麻醉机的皮球，1分钟捏16下，所有的医生轮流捏，一直捏了72个小时，终于病人有了自主呼吸。病人康复以后，到甘肃当了赤脚医生，成了劳模。他一直觉得自己这条命是医生捏回来的——事实也是如此。什么是好医生？好医生在那时的标准就是为了挽救一个普通患者的生命，连续72个小时捏皮球。
培养医生，而非诊疗机器
张孝骞说：“病人把生命都交给了我们，我们怎能不感到恐惧呢？”搞临床离不开病人，他成天泡在病房里，非常强调在临床工作中接触病人，强调掌握第一手资料，经常教育青年医生正确对待书本知识：“书本知识到底是间接经验，其中不少仍需要实践的检验，有的甚至不可靠。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旧的理论被推翻，新的知识加入，新陈代谢，永无止境。所以书本无论多新，总是落后于现实。尽信书，不如无书。”
黄家驷
在黄家驷的房间里，长年挂着他从国外带回的一幅画的复制品，这是卢克·法尔兹在年的作品《医生》。老协和医生常说一句话：“大夫的时间属于病人，不属于他自己。”林巧稚说：“我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方圻说：“大夫不会只做8小时工作。”一切为了病人，这是老协和认为选择了医疗为职业，就自然应该做的事。他们当中不少人放弃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婚姻与家庭。
卢克·法尔兹在年的油画作品《医生》。画中，医生专注地守在垂危病孩的床前，旁边的父母忧心忡忡
一位协和的老教授，读了一位协和学生去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交换后回来的感想。在字里行间，老教授读到了这位年轻人对于美国诊疗时高度发达的技术化、程序化的艳羡之情。协和式的自省，使得这位老教授提出：美国医学诊疗的高度技术化、程序化就一定是现代医学最好的治病方式吗？值得我们全盘模仿吗？我们似乎应该有自己的出路。他说的出路，就是：协和是在培养医生，而不是培养现代医学的诊疗机器。
伟大的医生不仅治病，还治患病的人
“以病人为中心”这一句话，还有更深的含义，类似于“好的医生是治疗疾病，而伟大的医生是治疗患病的病人”。
“19世纪末专家主义的升温，部分是公众要求，部分是医学供给所推动。科学的精髓依靠更多的是专家而不是全科医生，这对那些绝对相信发展奇迹的病人而言，是一个有力的吸引。”医院的外科医生在年感慨：无情的大众不会相信一个样样通的医生。但专科化使得一个擅长治肝的医生不擅长治胃，当然也不擅长治肾。
“那些来自农村的病人们，咨询了四五个不同的医生，一个检查他的全身情况，一个看耳，一个听胸，再一个检查喉。”但专科化仍在继续。另外一位伦敦医生赫宁汉姆(WilmotHrringham)说：“发展到无人境地的新近知识的散兵线，总是向外辐射，并分解成更小的小组。”一方面，精确的观察和治疗需要不断更新的设备，而连续不断的发明需要专业的技术，比如喉镜。另一方面，发明也需要专门知识，比如心电图仪。
年，维也纳的一位叫作诺瑟格尔(HrrmanNothnagl)的人在就职演说中提到：“我再次重申，医学治疗的是有病的人而不是病。”人们在他的这席话中发现了新的哲学思想，他也因“成为病人的朋友”的观点而著名。医院的住院医生强调，重视记录病史，因为记录一份长而详细的病史，医生就有机会与病人建立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差不多的时间，在德国也有医学家强调：医生检查和治疗“病人”，而不是“病例”。
张孝骞后来主要的专业虽然是消化内科，但是他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经常能诊断出其他方面的疾病，有些还属罕见病例。难怪有人说：张孝骞不是消化内科专家，而是内科学家。他面对的是整体的人，而不是自己专业领域的病。年10月16日，张孝骞在日记中写：“上午在8号楼2层病房看两例病人。又看一门诊病例，系肝硬变，由于门肺静脉分流，有严重的缺氧，表现为紫绀，呼吸困难，Hb18g%，氧分压40mmHg，动脉血氧饱和度70%。当向有关人员说明病机，并给了有关文献。”
在今日，“做人”已是一个不怎么被提及的词，它和素质、品德这些类似的词一样，被今人视为过时的八股。但在说到医生这个职业时，“做人”却是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
“医学有两座高峰，一座是学术高峰，一座是医德高峰。”从医生的职业角度来看，这个职业与“整全的人”有关，和整体的人类生活境况有关。倘若，疏于培养我们对整体的感受力，疏于向我们展示知识的广阔视野，疏于训练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那么这一职业的训练必然是没有远见的，也是不彻底、不人道的。
早期的德国医学王子胡费兰(ChristophWilhlmHufland)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只有一个真正的君子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医生。”一位叫休斯顿(WilliamHouston)的医生在年提出，对病人的心理感受的评价正是医生区别于兽医的所在：“医生工作高于兽医水平的那一部分，可适当地称作心理治疗，其中医生的人格是治疗剂，病人的人格是发挥作用的客体。心理学认为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同病人交谈，对病人情况有一些知晓。”
吴英恺的一生经历过中国知识分子的艰辛和悲伤，一生主持创建了3所医院、2个研究所，5个心胸外科，并在年当选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曾说：“学医不难，学成良医则不易。”有人问吴英恺，好医生的标准是什么？他回答：“好坏医生的分水岭就在于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新中国成立前，医院工作，当时的外科主任是个美国人，他一辈子没有做出什么大的学术贡献，但他工作勤勤恳恳，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关心病人，关心全科工作，了解所有工作人员的情况。这样的医生就是好医生。”医院时，为医院提的院训是4个字——公、勤、严、廉。在他看来，这就是做医生的标准。“公”就是公私分明，至少是先公后私；“勤”就是勤学、勤干；“严”是学术上的严谨，工作上要严格，做事要严密；“廉”就是廉洁，不得以医谋私。
吴英恺
吴英恺的“公、勤、严、廉”，张孝骞的“戒、慎、恐、惧”，是老一代协和人对如何做一位好医生的回答。“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这样的话，知易行难。医学改变了世界，医学也改变了医生和病人，变化的世界同样也改变了医生和病人。但是医生面对提供医学的对象——病人时，一切理论都应该回归最初的本质，去思考一个最朴素的问题：如何做一位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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