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波符洪源陆桐宇曾凯宁张英才杨扬
摘要肝移植是目前公认的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最有效措施。经过超过50年的发展，肝移植患者术后存活时间不断延长，并发症的发生率亦有所降低。但是，如何改善供肝短缺的现状、减轻供肝缺血-再灌注损伤，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率以及进一步提高肝移植患者的远期疗效仍然是困扰肝移植科医师的难题。因此，了解最新的外科技术、多中心临床经验以及相关基础研究结果，将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疾病本质，为患者制定更妥善的治疗方案。本文综合国际核心期刊报道的内容，对年度肝移植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及最新进展作一综述，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作出展望。
肝移植术发展至今，已有50余年的历史，全世界已累积实施肝移植手术10万余例。随着外科技术的发展、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和临床经验的积累，肝移植术后受体存活率不断提高、存活时间不断延长。然而，供肝质量、肝移植术后急或慢性并发症的发生、肿瘤复发、术后管理等因素依然制约着肝移植疗效的进一步改善。因此，本文对年度肝移植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一综述，对未来研究的方向作出展望。
1供肝获取相关研究进展
1.1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作为一种重要的器官来源方式，可扩大供肝来源，有效缓解器官短缺现状，但部分临床医师及社会公众对DCD供肝了解欠缺，DCD供肝仍有较大待开发潜力。Rakhra等[1]回顾性分析了澳大利亚器官捐献情况，发现超过一半的潜在DCD供体中，临床医师未向本人或家属介绍过DCD，正确评估并开发这一部分供体，有望将澳大利亚捐献率从/10万提升至/10万。由于DCD供肝的温缺血时间较脑死亡器官捐献（DBD）长，既往研究多认为DCD供肝会增加术后移植物功能障碍等风险，但随着DCD技术的改进及对供体和受体的精细评估，采用DCD供肝行肝移植的受体术后移植物存活率显著提高[2]。Croome等[3]对比了DCD与DBD供肝，发现两者的受体存活率、移植物存活率及受体生活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rivedi等[4]亦对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患者接受DCD供肝（38例）与接受DBD供肝（例）后的预后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接受DCD供肝的受体除了发生缺血性胆管病的风险是接受DBD供肝者的1.2倍外，两组受体的存活率、移植物功能障碍发生率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供肝分配与供肝保护技术的改进
移植术后患者的预后是决定分配供肝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需要一个术前能准确预测患者接受肝移植治疗后预后的模型，Schlegel等[5]对比了6种不同的预测模型，包括供体年龄×受体终末期肝病模型（donorage×recipientMELD，D-MELD）、入选时和移植时MELD的区别（differencebetweenlistingMELDandMELDattransplant，DeltaMELD）、供体风险指数（donor-riskindex，DRI）、肝移植后的生存预后（survival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