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19世纪20年代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国际化的都市，被誉为“东方巴黎”。
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便捷的通商口岸地理位置、各种娱乐消费场所充斥着上海的大街小巷。全国几百万人口的移民，新民主义和西乐思潮的深入，使得上海迅速成为亚洲的金融、文化娱乐中心。
同时，出现了周璇、白光、姚丽、李香兰、白虹等著名歌手，她们的演唱风格轻柔曼妙、委婉抒情，引领了当时中国音乐的潮流，也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在此诞生，由此，“东方巴黎”上海成为中国流行歌曲演唱传播的发源地。
由于科技的发展带来唱片业、电影业的兴起，使得流行歌曲诞生不久就具备了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
19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上海与西方国家贸易往来密切。
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影响，诞生于美国的爵士乐传入上海，好莱坞歌舞片、好莱坞电影、百老汇音乐剧等对上海时代曲的发展都起了较大影响。
由于爵士乐的舞蹈性节奏感较强，不久便在上海各大歌舞厅中流行。
随着爵士乐在美国好莱坞电影中广泛应用，在崇洋思想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好莱坞电影也开始进入上海，并且通过唱片、电影的传播，一些中国作曲家开始在流行歌曲创作中融入爵士乐元素，采用2\4拍节奏，轻快而富有律动感的节奏音型，编曲上使用爵士乐队伴奏，与中国传统音乐编配的流行歌曲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年代，中国乐坛出现了爵士风格的音乐作品，一大批热爱流行音乐的音乐家，像黎锦晖、黎锦光、许如辉等，也聚集在上海进行流行歌曲的创作。
由于这里人们的文化基础较为雄厚，接受外来新事物的能力也要优于其他地方，因此，这些文化因素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城市音乐活动，扩大了人们的娱乐范围，使上海整座城市充满了奢侈娱乐的氛围。
与此同时，海派风情“时代曲”等流行音乐文化在现代都市这片土壤中不断滋养，迅速蔓延，中西文化不断交集，使新文化思想得到更好的传播，呈现出较为突出的现代性、世俗化特征，对于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象征着中国都市化进程的重要标志。
早期流行歌曲演唱在上海发展的相关因素：
19世纪20年代末，随着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流行歌曲在“学堂乐歌”的推动下，开始分化为两条支流：
一条是以聂耳、冼星海等为代表得以反映工农大众和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歌曲、救亡歌曲；
另一条则是由黎锦晖、黎锦光等为代表反映都市生活的时代小曲。
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年实行“废科举、兴学堂”的新政策以来，音乐教育开始在普通学校逐渐兴起，学堂乐歌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重要标志。虽然政治上动乱，经济上萧条，但这些社会外部因素并没有阻碍音乐教育的发展。
相反，一些音乐教育家像萧友梅、蔡元培等投入到音乐教育办学之中，培养专业音乐人才，以音乐为载体，力求达到音乐救国的精神教育目的。这些音乐教育体系以及专业院校的建立，大大推动了音乐教育的普及化，为上海流行音乐的滋养提供了孕育环境。
与此同时，黎锦晖作为上海新音乐形态的开拓者，不仅在儿童歌舞剧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他早期的都市流行歌曲创作中也秉持了“中西合璧”的原则，引领了都市化的现代性进程。
受传播媒介多元化发展的影响简谱在20世纪初期成为主要的音乐传播媒介，学堂乐歌、抗日救亡歌曲都是通过简谱记录并传播的。而五线谱作为国际通用记谱法，是专业音乐院校提倡的音乐记录方式。
除了乐谱记录，无线电广播电台也是上海早期流行歌曲演唱发展的重要传播媒介。
由美国商人奥斯邦最早开办的广播电台首次播放的音乐就是当时极为盛行的流行歌曲，年初，在上海开播。它的娱乐性和商业性成为电台的最大特点。
除此之外，唱片的大量发行，有声黑白电影的发展，也为上海流行歌曲演唱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让流行歌曲迅速流行开来，为中国娱乐音乐的文化主体奠定了科技基础。
受西方流行音乐思潮的影响一些留学国外的音乐家回国从教，以及一批外籍音乐家来华演出，相继把西方的作曲技法融入中国音乐创作之中。比如：
“白光演唱的《恋之火》，此曲引子是从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移植过来的；周璇演唱的《永远的微笑》、李香兰演唱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姚莉演唱的《跟你开玩笑》等歌曲都是吸取西方古典音乐元素创作而成的流行歌曲。”
所以，在上海早期流行歌曲的创作和演唱中均体现出借鉴与融合，探索与创新的歌曲创作原则，备受人们喜爱，并成为广大群众新的审美趣味及价值取向。
综上，从上海早期流行歌曲的演唱发展进程看，年至年间，受社会文化、传播媒介、西方思潮的影响，中国早期流行歌曲的创作和演唱开始萌芽。
新文化运动打破了封建文化旧思想，提倡学习西方。伴随着中国现代留声机唱片、无线电广播、有声黑白电影、现代歌舞音乐社团和西方音乐文化的出现和引进，为中国早期流行歌曲演唱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另一个侧面看，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体意识、自我价值、精神空间的价值观念及内心世界开始萌动，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由于与中国社会的战争时局背道而驰，所以，此时期中国流行歌曲的演唱很难成为主流音乐。